楊富閔，出生於台灣解嚴的 1987年，是台灣新一代寫作者中的佼佼者，而他同時也是台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並於 2017年1月至8月期間在哈佛大學擔任訪問學者。楊富閔目前出版有小說集《花甲男孩》（2010），散文集《解嚴後台灣囝仔心靈小史》（2013）與《休書：我的臺南戶外寫作生活》（2014），田野踏查誌《書店本事：在你心中的那間書店》（2016），並且纂輯《那朵迷路的雲：李渝文集》（2016，與梅家玲、鍾秩維合編）。二O一七年作品《花甲男孩》由台灣「植劇場」改編為電視劇。
文字整理：鍾秩維，台大政治系、台文所碩士班畢業，現為台大台文所博士候選人。曾任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 Hou Family Fellow (2016–2017)。
鍾秩維（以下簡稱鍾）：《花甲男孩》是你的第一本書，出版距今已經七年！可否請你先談談其成書的經過，並且聊聊你近幾年來的寫作？
楊富閔（以下簡稱楊）：《花甲男孩》是我在大學時期完成的一本短篇小說集，總共收錄九篇作品。它起於〈暝哪會這呢長〉而結束在〈花甲〉──花甲是個大學生，姓花名甲，我很喜歡這個名字。而雖然集中都是短篇小說，結集後我自己再看過一遍，覺得它其實具有一個長篇的格局，留下了許多未竟的線頭。
完成《花甲男孩》以後，我到台大讀書，同時身兼研究與創作者的身分，記得許多人問我，兩者會不會有衝突？如今回想，研究與創作不但不相牴觸，反而能夠彼此增補。因為學術研究的緣故，我對於文學的既定認識不斷被鬆動，大量閱讀史料和文本帶領我到許多未知的地方，而在這一過程中，文學與歷史的交織，給了我特別多的刺激。後來我的寫作相對專注在自傳性的素材，可能原因出在於此。我很想要將「我」的存在釐清。對於自身的所來與所去，一直是我寫作的興趣所在，而研究所的訓練，剛好補強了我的歷史課題。
《花甲男孩》之後寫的幾本書，文類上接近所謂的「散文」，甚至有點踏查誌的味道。然而去年在改編《花甲男孩》為電視劇的討論會裡，看到來自文學、戲劇與影像等不同領域的從業者，分別從其專業一起來述說《花甲男孩》故事的時候，我突然意識到，這些年來我的寫作其實是在「說故事」。亦即不論寫的是小說或散文，我覺得我都是在尋找一種說故事的方式，同時也在觀察故事在當代社會、媒介其出現與傳播的型態。也許我的寫作是透過自身的生命經驗──說「我」的故事──去回應當代的時空情境；換言之，去想像與開發一種足以顯示當代性的文體，是我努力的目標。
鍾：你的作品常常穿插其他的文學文本或史料，也有很多關於不同媒介經驗的描述，可否請你聊聊你的文學啟蒙，以及你是如何「讀」文本的？
楊：每當被問到文學的啟蒙、養成與訓練時，我都非常慌張！我出生於1987年，適逢台灣解嚴，生長在台南一個鄰近曾文溪的山區聚落──大內──的一個超級大家族。我的家族有自己的宗祠、田地，而家族的長輩在宮廟活動中總是擔綱重要角色，故而，我從小最多接觸的就是祭祀，以及廟宇相關的活動。
記得童年時我和哥哥常一起在客廳塗鴉，畫的內容即為廟會遶境，「遶境」的逡巡方式，每每讓我想起自己是住在一座海島。而也許因為生長在一龐大的家族，我的「轉大人」同時是伴隨無數長輩的亡逝。我喜歡廟會也喜歡葬禮，有一種喪葬的陣頭叫做「牽亡歌仔」，表演者會和家屬互動，一方面有勸善教化的作用，同時也具備撫平悲傷的功能。我是「牽亡歌仔」的忠實觀眾，不但不覺得禁忌，還常跑到喪家去看這種既說且唱的陣頭。到現在我仍常在youtube搜尋神明出巡抑或喪禮儀式的影片，一邊看一邊做筆記。民間藝陣非常吸引我。
我從小也是個電視兒童。那是第四台開始的年代，電視頻道一百多台。那時我的房間就有台小電視，看電視的時候，也就是我獨處的時候。而我其實不大看卡通，反倒是當時許多地理探索、行腳台灣的節目比較吸引我，比如《台灣探險隊》和《台灣全紀錄》。
而在國中一年級的時候，家裡有了第一台電腦，想來這也是個關鍵時刻。現在回過去看，覺得無論是庶民生活的民俗活動，或者電視電腦不同媒介的閱聽經驗，都是我接觸與想像「文學」的方式，是我的文學啟蒙。
電腦來的那年，大概是二OOO年，新舊世紀之交，於我而言更是生命的重要轉折──先是九二一大地震，接著台灣首次政黨輪替；我升上國中一年級，離開生我養我的故鄉大內；我家的曾祖母也在這年過世，她活了一百O二歲。
鍾：聽起來你的寫作非常「接地氣」，能否請你分享更多文學與生活相連結的故事？
楊：去年（2016）我哥哥結婚，我父親託我替他擬一份稿子，說是祭祖的時候要念給祖先聽；與此同時電視劇《花甲男孩》也在改編，其中有篇祭文，導演也請我試著寫寫看──我寫過小說故事、記人寫物的文章，訪談與論文，但從沒寫過祭文！但我很願意去嘗試，而且樂在其中。我覺得作為寫作者什麼都要去寫寫看，更重要的是，去留意「文字」是如何被妥貼的運用在日常生活之中。這幾年也在寫作專欄，專欄經營須顧及字數限制（1000或5000字），而且講究時間規劃（每周一篇或隔周一篇），遂使我的寫作更為規律，而且有了某種紀律要求。這樣的規律和紀律促使我更學習掌握「寫作」所需的時間，包括事前的閱讀與事後的養息，而對於寫作過程中的生、心理變化亦有更多的注視，就像是用寫作在健身！
而各種文體中我寫最多的其實是日記，包括無時無刻都在做的筆記。但寫最多的日記，反倒是我認為最難寫的文體。在當代，比如一台手機，它能夠為個人留下難以估量的數據資料──去過的地方不僅可以被追蹤，甚至連里程數都有紀錄；行事曆清楚記載大小工作規劃；網頁瀏覽紀錄反映了使用者興趣之所在……關於「我」的一切被各種數據紀錄、呈現。在這種錙銖都被網羅的情況下，什麼才是一天之中「我」真正想要記得、留下來的？寫日記──定時定點整理與反思──在這個意義上就像是健身，用文字鍛鍊自己的心性，探索心靈的邊界。
鍾：剛剛你談到了小說《花甲男孩》改編為電視劇《花甲男孩轉大人》的過程給你的啟發，能否請你就這個部分再多談一點？
楊：文學的影視改編是一種多方跨界的合作共振，從中我們可以觀察一則故事在不同媒介之間的流轉衍生，而它同時也牽涉到不同的專業領域，比如服裝造型、燈光與美術，如何就共同的題目各自創作、各自用他們的方式說這個故事。
而這次收看電視劇的時候，我也開始思考傳播媒介的多樣性，它是如何影響我們對於一則故事的理解──故事的另一種版本是不是隨時在發生？像是螢幕的不同規格（尺寸大小、畫素高低）可能就會影響到觀眾對於故事的接受──我用手機看、耳機聽，連風聲都聽見了，演員的膚質也一清二楚──而讓觀眾能夠看得更精更細的這些那些高科技，連帶也促使我去觀察當代的演員的表演方式，拍攝製作須服膺何種新的專業要求，而劇本、乃至於文學的寫作，又轉化出什麼不同的可能，等等的問題。
對於習慣文字思考的我，這些都是相當寶貴的經驗──影像展演如何回應文字表述，文字如何具備影音的質素，文字有沒有高清的問題？這個世界越來越清楚了嗎？以上提問都還有待我去探索。
我從小喜歡寫作，寫作就是我的初衷。而我對於探索自身的所來與所去，總是懷有一股難以述說的狂熱。我熱愛這塊土地，更熱愛述說故事，我常覺得，可以說故事給大家聽，是我最大的榮幸。
楊富閔是台灣新一代寫作者、台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鍾秩維是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 Hou Family Fellow (2016–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