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問題 — 經濟

Critical Issues Confronting China

| 中國大問題

楊宇凡教授,哈佛大學經濟學系Yvonne P. L. Lui 講席教授

楊思安,美奇金投資諮詢公司(J Capital Research)創始人兼研究總監

許成鋼,斯坦福中國經濟和機構中心高階研究員;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訪問研究員;倫敦帝國學院金融系訪問教授

柯偉林 (William C. Kirby)
哈佛商學院

古大牛 (Daniel Koss)
哈佛大學東亞語言與文明系

雷雅雯
哈佛大學社會學系

任美格 (Meg Rithmire)
哈佛商學院商業、政府和國際經濟(BGIE)部門

蕭建業
哈佛大學科學史系

文霁月
哈佛商學院商業、政府和國際經濟(BGIE)部門

楊宇凡
哈佛大學經濟學系

朱峰
哈佛商學院技術與運營管理部門

推薦理由: 本研究指出,中國的崛起為全球創新界帶來了普遍的正面影響。這一過程促使科技發展的焦點轉向長期為西方企業所忽視的應用領域。作者進一步發現,這種“適當創新”現象顯著推動了其他發展中國家的風險投資與企業成長,在當地社會經濟條件與中國商業模式適配的產業中,這一作用尤為突出。

推薦理由: 本文指出,中國長期以房地產與基建為核心的經濟增長模式,正面臨回報急速下降的困境,並引發嚴重的地方債務風險。根據新的城市層級數據,作者發現這類投資佔GDP的比重長期處於30%以上,但其對經濟增長的拉動效應正逐步減弱,為中國的結構性轉型帶來重大挑戰。

推薦理由: 作者提出,中國的經濟模式已經演變成一種獨特的“黨治政府下的資本主義”。 在這一模式下,共產黨的政治安全與風險防控被置於單純經濟發展目標之上。這一體制的核心特徵是黨國對經濟活動的制度性控制不斷加強,同時企業被要求展現更高的政治忠誠,導致公營與私營部門之間的界限日益模糊。

推薦理由: 本文提出,中國經濟正面臨失衡的風險:一方面在高科技製造領域實現強勁增長,形成良性循環;另一方面則深陷房地產危機與財政緊縮的惡性循環。作者指出,這兩者並非獨立事件,而是緊密相連的——政府為推動產業升級而進行的大規模國家主導型投資,導致公共財政負擔加重,並擠占了其他經濟部門的資源。

推薦理由: 本文分析了中國廣泛實行的政策實驗系統,發現其受到系統性政治偏見的限制,因而危及政策學習的有效性。研究發現,試點地區往往是經過精心挑選的優等樣本,地方官員也會為確保試點成功而投入大量無法長期持續的努力。中央政府在解讀這些經過粉飾的結果時,缺乏足夠的識別與反思能力。

推薦理由: 文章認為,雖然美國的關稅構成了威脅,但中國決策層面臨的真正挑戰在於國內。如果中國政府能夠利用關稅上漲的契機推動國內改革、提高家庭消費,那麽即使短期內存在負面影響,中國依舊可以實現平衡增長。但即便如此,中國政府也不會以犧牲戰略產業投資爲代價來提振消費。習近平主席依然堅信,自力更生與科技自主是擺脫經濟困境、洗刷百年國恥、確立歷史性領導地位的必經之路。

推薦理由: 自2022年底中國“清零政策”突然結束以來,地方政府融資平台(LGFVs)中纍積的地方債務規模急劇上升,据估計已超過8萬億美元。隨著財政壓力加劇,部分地方政府出現薪資支付困難現象,並削減了公共服務支出。作者的分析顯示,疫情期間的財政與防疫政策暴露了地方政府財政體系的內在脆弱性——即高度依賴房地產相關收入來填補預算缺口——這一現象説明,中國亟需推進結構性財政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