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日益增長的經濟、軍事與外交實力，深刻影響了從區域安全到全球治理制度，以及主權、發展與科技等相關規範在內的諸多重要議題。對外部觀察者而言，一個根本性的問題始終縈繞不去：中國究竟意欲何為？

然而，回答這個問題並非易事。解釋中國外交政策的難處在於，政策本身始終處在變動之中。我們不僅受限於不完整且不一致的資料，也難免受到自身認知偏見的影響。儘管如此，學界仍提出了若干彼此競爭、甚至相互矛盾的解釋。這些解釋分別植基於對歷史、意識形態、政體性質、物質權力分配、觀念結構分布，以及領導者個人因素等不同面向的理解，以說明外交政策形成的原因。「中國外交與安全政策關鍵議題」專題旨在探討習近平時期中國外交與安全政策中的常與變，並檢視各種具代表性的解釋框架。我們希望透過介紹嚴謹的歷史研究與社會科學成果，協助讀者更有系統地分析政府、智庫、媒體與學者所提出的各類論述與分析主張。

本專題特別關注如何衡量中國外交政策行為變化的程度與方向，亦即如何界定與分析作為研究對象的「應變量」（中國的行動）。相較之下，對於促成這些行動的動機與原因——亦即各種「自變量」——學界與政策圈則存在相當程度的分歧。不同的假設與直覺判斷深刻影響政府、智庫與媒體對中國的分析，而這些主張往往缺乏嚴格的實證檢驗，有時甚至反映既有政策立場的偏好。

以下列舉若干較具代表性的解釋框架；其排列順序不代表其可信度、流行程度或影響力之高低。

權力轉移論 (Power transition)： 中國如同歷史上其他崛起中的大國，一方面推動、另一方面回應其快速崛起所帶來的軍事與經濟權力重新分配，以及美國對此崛起的抵制。美國的制衡行動反過來促使中國進一步增強其強制性力量，以嚇阻甚至取代美國的霸權地位。此一觀點基本上延續傳統物質主義的結構性權力轉移理論，認為權力轉移是一種超越歷史與意識形態差異的普遍現象，而文化與意識形態的重要性相對有限。

威權政體存續 (Authoritarian regime survival)：中國領導人內外政策的首要目標，在於維護中國共產黨的長期執政與權力地位。對習近平而言，避免重蹈蘇聯共產黨覆轍尤為重要，包括黨對軍隊控制力削弱、黨內腐敗蔓延、意識形態鬆弛，以及少數民族享有過高文化自主權等問題。因此，中國外交政策著重於：（一）建立有助於維護主權、領土完整與不干涉原則的外部制度與關係；（二）克服導致蘇聯解體的內部弱點；（三）防止其他國家，尤其是美國，利用並擴大這些問題。有時，面對其他政治體制的真實或想像威脅，中國甚至可能採取更具強制性的對外政策，以塑造一個「有利於威權統治」的國際環境。

民族主義與領土完整 (Nationalism and territorial integrity）：中國共產黨本質上是一個誕生於中國「百年國恥」歷史脈絡中的民族主義政黨。因此，中國外交與安全政策的主要驅動力，在於防止歷史上所聲稱領土的喪失，其中以臺灣問題最為核心，其次則是其他海洋與領土爭端。解決這些問題被視為維繫中國共產黨統治正當性的關鍵。為維護這些歷史性主張，中國甚至可能合理化其區域影響力的擴張。此種立場亦與許多後殖民全球南方國家相似，即強調主權、防止外部干涉，以及推動全球財富與權力自前殖民強權向其他國家重新分配。

文明特殊論與社會認同 (Civilizational exceptionalism and social identity)：相較於歷任領導人，習近平更傾向認為外交政策深植於中國的文明傳統、哲學思想，甚至民族歷史之中。他主張中國文化傳統造就了中國獨特的和平傾向，例如所謂「和平基因」，並藉此與被描為具有霸權傾向的美國形成對比。這種文明特殊論深刻影響中國提出的各項全球治理倡議。從社會認同理論的角度觀之，中美雙方關於自身善意特殊性與對方惡意特殊性的敘事，彼此強化了零和式威脅認知，進而導致安全困境不斷升高。

新朝貢體系／等級秩序 (Neo-Tributary or Hierarchical Order)：根據此一觀點，中國領導人依據其對前代歷史的理解，試圖建構一套新的朝貢體系。隨著 的增長，中國將尋求主導既有國際制度，並建立融入北京所塑造規範與實踐的新制度，以強化其作為全球霸權的正當性。在此秩序下，中國將成為由較弱、部分主權化且對其表示尊重與服從之國家所構成等級體系中的核心權力。從理論上而言，這類似於霸權穩定體系，即霸權國透過物質力量與國際制度提供公共財與正當化意識形態，以換取其他國家的順從。

馬克思列寧主義（Marxist-Leninist Ideology）：此一觀點認為，習近平與中國共產黨是真誠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其目標是在國內完善共產主義制度，並在國際上推動其發展。因此，習近平經常援引的馬列主義概念，應被視為理解中國長期戰略的重要線索。

標準的社會科學研究關注的問題是：上述理論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單獨或共同——解釋中國的行為？然而，政府、智庫與媒體關於中國意圖的討論，往往缺乏對這些解釋進行系統性的比較與檢驗。許多分析更像是熱衷於為特定假說辯護的訴訟律師，而非根據經驗證據評估其解釋力。然而，鑑於現實世界本就複雜多變，而外界對中國內部決策過程所能掌握的資訊又極其有限，若從一開始便假定存在某種顯而易見且毫無爭議的解釋，反而可能是一種分析上的誤區。
「中國外交與安全政策領域大問題」專題將以最新的學術研究成果為主，而非政策評論或新聞報導。我們將介紹各種理論、假說、證據與研究方法，以協助讀者評估中國外交政策的不同解釋框架。此外，我們亦將涵蓋決策過程、公眾輿論、領導人心理、中國對外發展政策的外交影響、中國在國際制度中的角色等相關議題。

— 江憶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 哈佛大學詹姆斯・阿爾伯特・諾伊州長與琳達・諾伊・萊恩中國國際事務教授